王立军虽已成为阶下囚，但他的传闻仍在被热炒，港媒近日再爆料称，2012年1月，王立军差一点就获得了擒获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杀人犯周克华的机会。周克华前后作案九宗，包括“3.19案”，10人死于其枪下。
报道称，2012年1月19日，周潜回重庆，并将作案的弹夹扔进了江北区的一个垃圾桶内，公开挑衅警方。王立军的大刑侦体制没有经得起实战的考验，周成功跳出包围圈。没有人料到，此后的一年里，王立军这位“打黑英雄”的命运发生极其戏剧化的转变。更没有人料到，从王立军被判刑之日起，舆情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沉默之后再度沸腾，他的事迹遭遇媒体和网民像对待周克华般的起底和传播。
虽然王立军已经被定罪判刑，但重庆打黑的内幕消息，近期不断被内地媒体深挖，《南都周刊》的专题策划，更是掀起了一场风波——先是在广州、深圳等地卖到脱销，一纸难求。这篇长达五万余字的报道，从打黑、治警、文宣、专业技术、成名史以及语言艺术等七个维度，全面起底王立军。这位中国最知名的“警察”，几乎囊括了公安系统所有的荣誉，近20年虚虚实实的故事，将其推向了神坛，然而转瞬间，他又从神坛走下，甚至成了“妖魔”。亦真亦假的光环褪去背后，处处写满警示。
悍匪成了“哥”
2012年8月14日，“悍匪”周克华在重庆沙坪坝区被击毙，然而与他相关的新闻却并未冷却。随着周克华八年旧案一桩桩被翻出，这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嫌犯，却被一部分人和媒体严重娱乐化。甚至，周克华被击毙现场成了“景点”，群众争相模拟周被击毙一幕。一系列沉重的刑事案件演变成了一场多方“合谋”的狂欢。
“盛世为民，乱世为匪”、“行狭义之事”、“智勇”，这是坊间有人对连环杀人恶魔周克华的“深情”描绘。一些人甚至带着膜拜或刻意调侃的心理，称其为“爆头哥”。事实上，近些年总有人为凶残的罪犯涂上“浪漫色彩”。从马加爵被称为“爵爷”，线民为其写歌；到打工仔“阿星”杀人后，被媒体描述为“悲情少年”；再到现在被神化为“爆头哥”的周克华。这些带有感情色彩指向的议论，突破了公众明辨是非的底线。
在周克华被击毙后，凡是可以与周克华发生关联的人和物几乎均被媒体拎到公众面前，整个社会过度消费着与案件无关的“八卦”新闻。于是，人们看到了周克华以扇掩面、双手颤抖的母亲、还有其女友的各种艺术照……
“英雄”成了“魔”
娱乐新闻人物和公众人物，除了媒体的推波助澜，也满足了网民隔三差五就要寻求消遣对象的需要。王立军与周克华的舆论发酵遵循着相似又相反的路径，如果说“周克华式”的疯传是线民与媒体带有“神化”倾向的娱乐，那么“王立军式”则是“妖化”娱乐。
从11月30日王立军题字被铲，到12月6日《南方周末》的那篇《身边人眼中的王立军》，再到12月17日，《南都周刊》“起底王立军”的系列报道，媒体各种起底，把“英雄”王立军开始还原成所谓的“流氓、文盲、法盲”的“三盲”。
据《南都周刊》报道，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关系“亲密”，两人互相昵称“瓜妈”、“鬼子”，王立军的手下称王为“老师”，称谷为“师母”。文章指出，王立军有“病理性人格”，下属写检查首先要骂自己不是人，其次分析为甚么不是人，接下来表示自己怎样做好人。又称，王立军夏天处理人少，冬天则特别多，原因是“夏天民警穿浅色衬衫较多，浅色让他安静，到了冬天，他就很暴躁”。
该报道引起众多热议，有网友为讽刺该报道“落井下石”编造了“王立军爱吃猫耳朵”（杭州面食）的段子，被广为流传。段子内容为“王立军在重庆一面以打黑英雄的面目示人，一面生活却是极其堕落。王最爱吃猫耳朵，为了满足其口腹之欲，警察全城抓猫，一些警局甚至把民警上交猫耳朵数列入考核，更有因此被破格提拔的。王还喜欢吃“夫妻肺片”（川菜牛杂），在一次黑打中，一对民企夫妻被捕。为了满足王的癖好，竟枉法处决并残忍地将两个人的肺取出！”
不知就里的网友深以为真，并发展出一系列“王立军爱吃”体。如，“王立军最爱吃佛跳墙，于是，重庆员警便在白马寺墙外架起大锅，然后牵着警犬进入寺中四处追撵僧人……”“王立军爱吃童子鸡，员警就把所有的童子的小JJ割了给军下酒，军还爱吃老婆饼，重庆员警就到处去抓老婆婆啊，把她们都做成饼”……
媒体成了“同谋”
通过媒体报道和网友加工，人们看到了王立军的另一幅嘴脸。这个人们早先印象中刚直不阿、铁面无私、敢于碰硬的“打黑英雄”， 实际上住着豪华的独栋别墅，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不仅专横跋扈、任人唯亲、沽名钓誉、而且肆意践踏民主和法制。
然而，当年王立军仕途正红时，几乎没有哪一家媒体不爱恋着这个叱咤风云的公安局长：“黑社会出500万买他的人头”；“他和他的战友将800名犯罪分子送了上刑场”；“铁岭的镇市之宝”、“铁岭可以没有市长，但是不能没有王立军”……当时媒体报道的许多片段和今天的“大起底”放在一起，显得极为讽刺。
有批评者认为，以历数倒霉者之过往劣迹来消解“英雄”光环，这凸显了媒体的无良和卑怯，实在是可悲可耻。“谁能够否认，还有众多王立军式的高大全人物，依然在各式媒体的包装下闪耀着灼人的光芒呢？若不能深挖王立军之所以栽倒的制度根源，并切实提出改进制度的良方，这样的报道纯属一堆垃圾。”
对此，《南都周刊》编委沈亚川将其归结为中国特殊的警媒生态，现在全国相当多数警队负责人还是不愿面对甚至无法容忍媒体的正常批评，更糟糕的是动用特务手段来阻拦与打击媒体人的采访报道。“一些网友批评媒体落井下石其实也有道理，如果王倒台前媒体只能锦上添花的话，倒台后就只能落井下石。”
从这一个角度讲，王立军和媒体、体制之间，早已形成了某种“同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