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之所以不仅提汉族是因为，中华大地上几千年的战争和民族融合使得不再有所谓纯粹的汉族，就连少数民族也难找出所谓的"纯种"。就拿最基本的物种起源论来说可以这么认为所有黄种人都拥有最亲近的祖先。好了，这些都是题外话。如果没有孔子学说，或者说当初的汉武帝能对其中的一些糟粕加以摈弃那么现在的中华民族会更为坚韧!汉奸是汉民族的懦弱表现也可以说是孔孟之道熏陶的结果。无意去全盘否定孔孟，但说到抗战不得不提到这一话题。

侵华战争一开始，日本人就对中国研究很深刻，大打所谓"东亚共荣"的文化牌，拼命宣扬各种理论以证明“中日合作”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民国政府的高层要员成为推广"东亚共荣"的义工，而思想还处于封建时代的广大中国民众处在这种激烈社会变革生死乱世间，他们更多的只考虑到了自己最多连带上家人的利益，一群连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也办不到的人们，他们的理想也许只是想要吃饱饭而已，家都难以维持那么国家只可能是个模糊的概念。出现伪军就不奇怪了，因为能吃饱饭给谁打仗都一样。

以下数字来自《剑桥中华民国史》不含关外的日伪军

关内日军兵力，44年6月

日军队56万其中华北部队(22万)把大部分力量用于对共，对国军则较少，华中部队（26万）和华南（8万）则把大部分力量用于对国，对共兵力较小。；伪军80万，其中成建制的原国军48万；警察民团20万，主要用于对共。

日军用于对共的兵力不少于二十万（不算伪军），同期共军在五十万左右（但无重武器，只有一半的人有正规的枪），民兵二百万（多为土枪和冷兵器）。用于对国的不少于三十多万（没多少伪军，是纯兵力），同期国军为四到五百万，其中嫡系五十万左右。

所谓伪军，在1937年全面抗战以前便已存在，那是在东北的伪满州国军，主要是由原东北军组成，也包括当地招募的土匪等。在七七事变以前，由于这支部队与抗联作战，积累了一定的反游击经验，并且日军在基层都有派驻顾问或指挥，伪满部队的战斗力，可以说是比后来的伪军要强一些。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华北、华东两地全面作战，大量俘获国民党军；同时随着北平等地的陷落，大批华北部队编入伪军序列。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伪军的数量大约是 178。2万人，但实际统计八年抗战国共双方歼灭的数量在94万多，尚不包括和土匪交战伤亡的数量。因此保守估计整个战争中伪军数量在220万人以上。

200多万的伪军意味着什么，以前总有人嘲笑伪军的战斗力差。其实蚂蚁都可以咬死大象，更何况国共当时的总兵力和日伪对比还占不了太大的上风。之所以日军要使用这么多伪军，有其自身的原因。一方面日军占领的地域很大，如果每个县城都驻军，主力师团一下就会分光，被抗日武装各个吃掉；另一方面守卫、巩固政权、收税收粮的事情对军事的要求比野战要低，让汉*去做正合适。因此在华北、华南日军大量地把占领区交给伪军驻守，伪军就算不参加战斗你也可以看到他可怕的作用，最典型的就是当时东北好几个县都仅仅靠十几个日本人就能统治起来，这样好腾出精锐部队。由于伪军数量众多，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军也常常把他们编入野战一线使用，充当前进时的炮灰。投敌伪军以军统的投敌部队较为有名，军统的部队虽然野战能力弱，但是其出身就是情报特工，在后方充当夜袭队一类汉*武装攻击抗日游击队、斩断地下组织非常专业。

伪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共产党抗日军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从军事角度上看，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都不象是很有战斗力的对手。火力既弱，没有象样一点的军事工业，后勤根本就没有一点保障，所有的外援都没有给过他们而且中央政府只发过极少的饷。部队缺迫击炮、掷弹筒，山炮和步兵炮就不用提了，连吃饭也常常有一顿没一顿。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部队营养不良、火力薄弱是怎样也无法摆脱的问题。国军可以一场鄂西会战用掉一千万发枪弹，这支部队有的人一场战斗只打五发子弹，有的连枪都没有，而且装备也是五花八门，口径不一。

任何有一点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部队不能跟日军打阵地仗，打阵地仗的结果只要在兵棋上推演五分钟就能得出结论来，更无论一贯打游击运动战的共产党军。游击战没有友邻部队的掩护、没有后方供给粮弹被服的作战，需要的是宽广的战场、密度较低的敌人与当地居民的配合掩护，这些在敌后全都具备。而游击战首先要碰到的，便是伪军。

游击队在发展初期往往只有土枪土炮和从地方搜罗来的杂牌武器，八路军正规部队有时尚做不到步枪人手一支，机枪是极宝贵的奢侈品，此时向日本正规军下手无异于自杀，战斗力相对较弱的伪军就成了首选对象。驻守伪军此时便成为一种介于日军和抗日军的缓冲，倾向日本的会在地方上与抗日军队发生激烈冲突，而更多的伪军选择了一条“共存”的方法，即一方面默许当地抗日政权的存在并适当通融（有时也能*卖军火弄点好处），一方面保证日本人在当地的表面施政，尽力保证自已处在“中立”的地位，使游击队把注意力放到日军身上。但是这样的均衡不是长久的，当抗日力量强时，伪军会向抗日力量妥协，当日军力量强时，伪军便会倾向日军向抗日力量大开杀戒。毕竟日军能给伪军的是钱、地盘和枪炮，远较抗日力量的钳制和危胁要有吸引力得多。

籍着国府睁只眼闭只眼、高级将领群起效仿，大量国军加入到这场叛变运动中来，广大的伪军队伍保障了在华日军有充足的人手巩固占领区的政权，原本在敌后极方便游击的“真空区”为日军基干控制下的伪军所填充，并极大地吸收了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发展力量。没有后勤而又限制重重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这种条件上只能以运动、游击的方式作战，小规模作战注定了毙敌高级军官的可能性极小。而且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投入的作战部队越来越少，抗战中期围剿敌后根据地的部队数量已经超过了正面战场的部队，所谓“扫荡”“治安强化”与大规模会战是同一个含义，只是称呼不同而已。日军每次投入的部队不亚于与国民党军的大会战，而且对共产党部队而言，比国军严酷的军事现实是还有比日军数量更多的打着青天白日旗、手持“中正式”步枪的伪军，这种考验是加倍的。

国民党抗战“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蒋委员长没钱救济灾民，有钱给伪军发军饷

台湾史学家刘熙民，曾考证作《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此文收录于民国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之“财政与近代历史”研究会论文集。

《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一文列该论文集第13篇。文中将抗战时期伪军财源分为三类，即伪政权提供；日军提供和自行筹措

和平救国军第六方面军孙殿英未投伪前，除了国府正式提供的饷项外，还从事贩毒、赌博、抢劫、伪造国府河北省银行钞票来取得经费，他又利用偷盗东陵乾隆与慈禧墓所取得的名贵宝物，籍机笼络国府权贵与购买军火，其中以贩毒所得最是丰厚。孙在华北自制的“殿鹰牌”鸦片烟，并由天津青帮管道认识上海青帮首领黄金荣，赠送市价二十万元的烟土给黄，从而透过黄将鸦片烟打入上海市场。孙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他也继续贩毒。例如孙殿英名义上的上司庞炳勋，被日军俘获时，就是为了购买孙殿英特制的毒品，被以投伪的孙设计协同日军逮捕的。

《冈村宁次回忆录》

这些将领可以说对蒋介石不够忠诚，但对国家民族倒有相当诚意。他们到北京或在当地初次见到我时就说：“我们不是投敌叛国的人，□□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能谅解。”

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请了全部降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杜锡钧、李守信、吴化文、胡毓坤、荣子恒等，并进行了恳谈。当他们得知不久将发动进攻时，仍表示碍难参加对中央军作战，而愿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并向我介绍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转引的岗村宁次回忆录一段，见于327页到328页，第17 投降的将领

引刘熙民论文的内容，见于论文集，619-620页。后文还提到几个领取国府经费的伪军将领和南京政府高官。

在华伪军建制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换句话来说，是国民党向日本“提供”的，其余则为地方土匪、招募等。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在日本防卫厅编撰的《华北治安战》下册 第23页中有国军汇同日军联手清剿共军的记载，请看以下：

第二期作战（2月17日—28日）（注：1942年）师团从17日以后，撤回分散部署的部队，以一部兵力转向沁水，主力则一面扫荡，一面南下，对马壁村（沁水东北10公里）附近之敌进行了剿灭战。在21日夜间，从沁水、浮山、府城镇一线，缩小包围圈，随后进行扫荡，取得了很大战果。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这是出现在日本文献中记载的：日、国军队携手剿灭共军的记述。

1942 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一九四四年夏，豫南久旱无雨，河流干枯，田园龟裂。群众到处寻找水源，挖渠掘井，仍不能栽上秧苗。可是国 民 党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仍在桐柏山区增派苛捐杂税。溃退到桐柏山区的国 民 党 军队更是抓丁拉夫、摊派钱粮，敲榨勒索，逼得豫南、鄂北人民喘不过气来。官 逼 民 反，七月二十一日，桐柏山南的四十里冲，有一个叫王川的小学教师组织了七干余农民，攻入驻扎在豫鄂边天河口的国 民 党 第五战区豫鄂边游击总指挥部。总部的特务连、工兵连、机枪连和第一大队全部被缴械。总指挥何章海被暴动的民众活捉，作恶多端的主任副官何望等十多名官兵被民众当场处决。

国 民 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闻知豫南发生民 变后，立即命令第六十九军第二十八师前往镇 压，第二十八师在桐柏山区大 肆 屠 杀民众。天河口一带，凡在十岁以上的男女，均不能幸免，被杀害的民众达五千余人。被烧、被抢的人家不计其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制造的镇 压 民 众的最大惨 案。但是，不 畏 强 暴的豫南部北人民效没有被国民党军军队的屠 杀所吓倒，他们埋葬了乡亲的尸体，开始了新的反抗斗争。七月底豫南数万民众不约而同，群起反抗将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全部缴械，杀死该师师长，组织起了豫南农民救 国 军，他们以“反对军队勒派壮丁，反对不抗日的军队”为号召，活动于四望乡、吴家大店、汪溪店、天河口、应家店一带，开展 抗 日 救 国、保境安民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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