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的摄影师王玉文出身于矿工家庭，从小就在辽宁阜新矿务局矿区长大。他的父母、姐姐和姐夫、妹妹和妹夫都在煤矿工作。25岁时，王玉文进入《阜新日报》社工作，这让他得以出入各个煤矿采访拍摄。在近40年时间里，王玉文用镜头记录了矿区与矿工的工作和生活，也记录了东北大工业基地从辉煌到没落的痛苦转型。

    这张黑白照片拍出了五个中年矿工的正面，有的叼着烟，有的把烟拿在手上。最左边的一个工人刚好“闯入”镜头，他赤裸着上身，从对面的几个工人面前走过。

      孩子们在曾经承担繁重运输任务的铁轨上玩耍，丝毫不用担心火车会开来，无论是眼前还是远处的铁道上，都长满了草。

      十几名全副武装的矸子山捡煤女工。在矿区，采煤时采掘出来的石头被堆积在一起，形成矸子山。由于其中还有煤炭的成分，女工们会去捡。捡一吨煤可以挣30块钱，但一个人干两天两夜也捡不到1吨煤。

    刚下过雨，结冰之后又下了雪，矿区的地面温度高，雾气腾腾。（摄于2008年阜新海州露天矿）

2011年11月19日，一年一度的“连州摄影年展”如期开幕，展出海内外200多位摄影师的7500多件作品。

在粮仓展区，一张摄影作品将几个工人谈笑风生的场面定格。这张黑白照片拍出了五个中年矿工的正面，有的叼着烟，有的把烟拿在手上。最左边的一个工人刚好“闯入”镜头，他赤裸着上身，从对面的几个工人面前走过。

这副作品拍摄于2004年，记录了煤矿工人的生活场景，是此次展出的“工人”系列作品之一。参展“连州摄影年展”的作品均经过摄影师数月甚至数年的构思与创作，而完成“工人”系列作品的摄影师王玉文，则用了近四十年时间关注矿区与矿工，真实记录了东北大工业基地从辉煌到转型的历史进程。

本届“连州摄影年展”开幕典礼上，坚持记录工人平凡生活的王玉文获得“中国摄影杰出成就奖”。

矿工家庭的摄影师

那张矿工抽烟的照片已经拍了7年多，王玉文对当时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矿工们在井下连续工作8个小时，是不能抽烟的，每天“升井”之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美美地抽上一只烟，然后马上换衣服去洗澡。“我拍这张照片时，知道左边走过来一个矿工，他已经脱了上衣，手里拿着毛巾，正要穿过我的镜头去洗澡，”王玉文向《外滩画报》回忆说：“我就是想要这种真实的效果，就按下了快门。”

王玉文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矿工，他1948年出生，从小就在辽宁阜新矿务局矿区长大。1950年到1954年，前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中，58个重型加工工业在东北地区。

“谁都知道，东北是共和国的工业长子。可是不一定知道这位长子走过了怎样艰苦而豪迈的创业岁月。”戏剧家崔凯评价说，摄影家王玉文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矿井下、工房内外的产业工人，见证着老工业基地创建、转型与振兴的历史轨迹，留下老工业时期珍贵的资料。

王玉文5岁时，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建成投产，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阜新煤田面积达2000多平方公里，有“百里煤海”之称。在半个世纪里，海州露天煤矿累计采出煤炭2亿多吨。在王玉文的印象中，小时候的矿区规模还比较小，只有8个矿，后来才发展为13个。连片的矿井就是年幼时王玉文眼中的工业。“矿工通常三班倒，升井之后三件事儿：先抽烟，再洗澡，然后喝酒，很简单，既辛苦又快乐。”王玉文说，矿工们这种简单的生活在几十年里都未改变。

王玉文熟悉煤矿的各个生产环节，他的父母、姐姐和姐夫、妹妹和妹夫，都在煤矿工作，“我也想过要当一个矿工，当时能在矿上找份正式工作，在大家眼里是很牛的事儿。”王玉文说。

25岁时，王玉文进入《阜新日报》社工作，也算是矿务局职工，一个月能领一次煤票，有600斤，足够家里烧。这份工作让王玉文得以经常出入各个煤矿采访拍照。“那个时候采访是可以下井的。下井时每个人发个小镐，叫‘敲邦问顶’，拿着小镐在空的地方敲，要是煤‘哗啦’下来了，就要特别小心。”王玉文说：“有一次我正要拍照，一个安全检查员就背着瓦斯测量仪过来了，很紧张地说‘别照相了！你赶紧走！’瓦斯超标了，用闪光灯容易出危险。那时我就想着完成拍摄任务，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危险。”

从辉煌到没落

“文革”结束后，王玉文到辽宁省摄影家协会工作，不再常驻阜新。1980年代末，王玉文发现，东北老工业正在逐渐远离人们的视野，他开始抓紧拍摄，力争多留下一些珍贵的历史场景。

有一次，王玉文到辽河油田拍照，回来路过京沈线上的一个小站，沟帮子车站。等火车时，王玉文和一个老工人聊天，老工人说自己就住在铁道旁边的平房里，晚上躺在床上都能听出来火车是从山海关往东北开，还是从东北往关内开。“从东北王山海关内开的火车‘轰隆轰隆’响，一听就知道载满了煤炭、木材或者钢铁；从关内开到东北的火车‘哗啦哗啦’响，一听就知道是空车。”老工人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光，满是兴奋与自豪。“现在不行了，单位解体了，我们都下岗了。”说到这里，老工人情绪低落，王玉文心头一颤。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东北低效能、高污染的资源型企业生存困难，阜新海州露天矿原本有两万多职工，后来就剩下两三千。在王玉文这个时期的摄影作品中，孩子们在曾经承担繁重运输任务的铁轨上玩耍，丝毫不用担心火车会开来，无论是眼前还是远处的铁轨上，都长满了草。

王玉文有一次去运输部拍蒸汽机车，几个工人拍着他的肩膀说：“老王，蒸汽机车要进博物馆了，我们得去考试，考上了就能开内燃机车，考不上就得到其他单位做力工。”半年之后，王玉文再去运输部，这几个人还在，他们都考上了，已经在开内燃机车。王玉文拿出随身带的烟，跟他们一边抽，一边聊天。2007年，王玉文再度来到运输部拍摄，他带到“连州摄影年展”的一张照片以蒸汽机车为背景，工人们告诉他，这种车只剩下12台，不久之后就将永久成为展览馆里的陈列品，一个时代终结了。

1954年出版过一组邮票，上面的图案就是阜新海州露天矿；1960年版的5元人民币的背面也是阜新海州露天矿的照片。曾经的辉煌丝毫无法挽回资源枯竭的颓势，“共和国长子”的荣耀悄然消逝。至2005年，阜新海州露天煤矿因煤炭资源的枯竭而闭坑破产，并留下一个长4公里、宽2公里、垂深350米的长方形人工废弃矿坑。

影像背后

“连州摄影年展”上，王玉文展出了一张拍摄于1995年的作品。画面上的十几个人全都全副武装——带着帽子和大大的口罩，她们是在矸子山上捡煤的女工。在矿区，采煤时采掘出来的石头被堆积在一起，形成矸子山。由于其中还有煤炭的成分，女工们会去捡。女工捡一吨煤可以挣30块钱，但一个人干两天两夜也捡不到1吨煤。这幅作品似被灰尘笼罩，记录了女工们工作的艰苦环境，煤灰粉尘威胁着她们的健康。拍这张照片时，一阵风吹过，王玉文已经被煤灰“覆盖”。“应该眼睛鼻子都分不清了吧。”他这样自嘲。

王玉文早年认识一个叫李瑞的劳模，是掘井行业的一面旗帜。几年前，王玉文想为他拍照时，却听说他已经去世了。“李瑞年纪并不大，得了矽肺病，肺像石头一样硬，我手头没有他的照片，但却没法忘记他。”王玉文说。

他开始筹划为老矿工们拍摄肖像，一位老劳模告诉王玉文，以前给自己做采访和拍照的人很多，后来越来越少，现在几乎没有了。王玉文感到很酸楚，他想把画册命名为“共和国不会遗忘”，后来觉得自己不能把话说那么大，画册的名字变成了“影像背后”。

矿工们原本住在矿山周边的简易平房里，他们的后代又在周围搭建小屋居住，形成大片的棚户区。这些房子逢雨必漏，冬天在碗里倒满水马上会结成冰。王玉文近两年又将镜头对准棚户区改造，他有棚户区改造前后的所有照片。“我也拍棚户区改造的过程，扒房子时，老工人坐着板凳排成一排看，眼神里的期待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矿区的工人对王玉文已经非常熟悉，叫他“老王”。“和矿工交朋友，把他们当成兄弟，真正融入他们，他们不矫揉造作，我也不紧张，好照片就出来了。”王玉文说，“要是把自己架在空中，只剩技巧、形式感，要达到好的效果是很难的。”

2008年，王玉文又到矿区拍摄。那天刚下过雨，结冰之后又下了雪，矿区的地面温度高，雾气腾腾。王玉文想，这个场景真难得，画面要是有几个人物就好了。几个路过的工人认识“老王”，知道他的路数，他们先到了远处，又急匆匆地冲着镜头走过来——因为眼看太阳就要出来了，这让王玉文非常感动。王玉文说：“我拍的每幅照片里都有人，我承认自己关心他们，胜过那些冰冷的机器和安静的场面。因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每一个人都值得尊敬。”

2007年，辽宁阜新市海州露天煤矿国家矿山公园开园，当年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变身为工业遗产主题公园。海州露天煤矿破产时，还有19000多名工人，他们会在2012年之后被安置。2012年7月，海州露天煤矿将彻底关停，王玉文对其的关注与拍摄也将终结。

煤矿与矿工之外，王玉文也将钢铁、石油、机床等东北老工业拉入镜头。“历史选中王玉文拍摄东北大工业进程算是选对了人。”新华社高级编辑陈小波这样评价王玉文，“他的霸气与惆怅，与东北工业的命运很吻合，他有那种在坚实处做大事的本领。在火热的工地、废弃的厂房、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汇中，在汗水与泪水的搅拌里他记录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一切。他有足够的觉悟与良心，更有足够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