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干部吃顿饭赚万元
去年5月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多次被泄露，而伴随着今年年中一些“预言家”令人咋舌的“几连中”，这一问题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
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两起泄露涉密经济数据案件查办情况，国家统计局官员孙振和央行官员伍超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六年，均被定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这是公开的秘密，也成为一些券商、机构和核心部委官员“良性互动网”得以织就的原因。
而据记者了解，机密如一份金融部委的工作文件，在出炉的过程中经手人员纷繁复杂，其价值甚于有些数据指标。这也平添了泄密的危险系数。
■和某些影星一样，某些金融部委干部的饭局也是有价码的，在饭局上只是谈谈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的个人看法，一些司局级官员每次就有五位数收入，可谓“一饭胜万金”。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的这些圈中秘事掀开了“宏观数据产业链”的一角。
■今年7月份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整统计数据发布方式，将数据发布时间提前。以减少数据泄露的可能性。
■有的涉案人通过和证券从业人员建立合作关系，利用证券机构从业人员指导其买卖股票，谋取利益。还有的通过参加证券机构举办的一些活动，比如讲座、恳谈会等等，获取高额的讲课费用。
■一名期货从业者就表示，他们甚至不需要知道具体数据，只要聊聊天知道关键官员最近在做什么，对某件事情什么看法，就能马上操作股指期货获利。
■北京市检察系统人士对记者表示，售卖国家机关文件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有时一份经济类文件能够卖到40万元到60万元。
彻查GDP“早产症”
统计局、央行两官员已被判刑
据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李忠诚披露，今年2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相关宏观经济数据泄露案件依法立案侦查。
目前已立案侦查6件6人中包括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室原副主任、副处级干部孙振和央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副处级干部伍超明，另外4名犯罪嫌疑人均为证券行业从业人员。
根据案情披露，孙振在担任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室副主任及局领导秘书期间，于2009年6月至2011年1月，先后多次将国家统计局尚未对外公布的涉密统计数据共计27项，泄露给证券行业从业人员付某、张某等人。经鉴定，这27项数据中有14项为机密级国家秘密，13项为秘密级国家秘密。
伍超明在央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工作期间，于2010年1月至6月，将其合法获悉的、尚未正式公布的涉密统计数据25项，向证券行业从业人员魏某、刘某、伍某等15人故意泄露224次，经鉴定，上述被泄露的25项统计数据均为秘密级国家秘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孙振有期徒刑五年、伍超明有期徒刑六年。
谁是背后受益人
泄密案件背后确实有利益驱动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伍超明案还牵涉了一些券商人士，其中也有伍超明在学校结识的朋友。
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对于余下四名涉案人员的情况，除了他们的证券行业从业背景，国家保密局和最高检人士没有透露更多内容。
西城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孙振、伍超明等人的审理、判决涉及到国家机密，因此不会做公开审理，也不公开判决书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郑旭告诉记者，国家工作人员泄露国家机密有罪，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也有明确的罪名规定。
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以窃娶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案是否涉及到行贿、受贿或内幕交易，目前也尚属未知。
但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杜永胜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据有关部门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这起涉密数据泄密案件背后确实有利益驱动。“有的通过和证券从业人员建立合作关系，利用证券机构从业人员指导其买卖股票，谋取利益。还有的通过参加证券机构举办的一些活动，比如讲座、恳谈会等等，获取高额的讲课费用。”杜永胜说。
“跑部钱进”决非夸张
为买一份国家文件可花60万元
合作关系、谋取利益、讲课费用……官方披露的这些内容足以让外界浮想联翩。
对于数据背后的经济利益，一名券商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包括CPI在内的经济数据不仅直接关系到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而且是政府未来经济政策放松或紧缩的风向标，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
在有传言1月CPI低于预期的2月14日，当时从债市可以观察到，因投资者感受到数据低于预期可能会带来紧缩预期弱化，投资者进场做多导致收益率下行。
投资者正是利用所获数据与市场预期的差异进行获利的。
如果债券投资者提前获得的数据比市场普遍的预期乐观，可先期购入债券，等待正式消息的发布;如果获得的数据较市场预期悲观，则提前卖出债券以控制风险。
一名曾从事过基金行业的人士也对记者表示，能提前拿到数据无论是对于券商还是研究员都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如果一家券商的研究报告总是能“猜对”宏观数据，就可以获得基金更多的“分仓”收入。
“跑部钱进”决非夸张。
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林姓高级研究员对记者透露，一些机构所聘请的经济学家，也担负着跑关系、拿数据等任务。
供求法则也适用于此。一名期货从业者就表示，他们甚至不需要知道具体数据，只要聊聊天知道关键官员最近在做什么，对某件事情什么看法，就能马上操作股指期货获利。和某些影星一样，某些金融部委干部的饭局也是有价码的，在饭局上只是谈谈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的个人看法，一些司局级官员每次就有五位数收入，可谓“一饭胜万金”。
北京市检察系统人士对记者表示，售卖国家机关文件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有时一份经济类文件能够卖到40万元到60万元。
文件经手人纷杂保密难
一个经济数据要涉及21个部门
上述两起案件的判决给更多的官员敲响了警钟。杜永胜表示，这反映了一些经济部门在重要的涉密经济数据保密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据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要涉及到21个部门，而且时间也拉得比较长，整个这个链条也非常长。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一份金融部委普通的工作文件，其出炉的过程中会经过数道“眼线”。
首先，与该文件内容有关的，或者是拟推出该项制度的相关部门相关业务处室起草文件，并在业内进行小范围调研征求市场资深人士意见。
其次，相关业务处室制定了该制度文件的草稿，其他涉及该制度文件的处室相关人士会开会讨论该草稿，成文并呈部门主任等负责人会签。
最后，该部门呈交该部委的分管领导，重要文件要上党委会讨论决定，获准发布后经由办公厅等新闻宣传部门后期组织对外发布，同时信息中心等同步对外网发布，连机要打印室都需要协调一致速度。
这是较为顺畅的一份文件的出炉流程，但很多文件常常会几易其稿，部门之间会签也会多次流转，各部门相关经手人员不计其数，通常有大致登记但不会细到连送交文件的文秘姓名都要记录在案。
“跑部钱进”决非夸张
为买一份国家文件可花60万元
合作关系、谋取利益、讲课费用……官方披露的这些内容足以让外界浮想联翩。
对于数据背后的经济利益，一名券商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包括CPI在内的经济数据不仅直接关系到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而且是政府未来经济政策放松或紧缩的风向标，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
在有传言1月CPI低于预期的2月14日，当时从债市可以观察到，因投资者感受到数据低于预期可能会带来紧缩预期弱化，投资者进场做多导致收益率下行。
投资者正是利用所获数据与市场预期的差异进行获利的。
如果债券投资者提前获得的数据比市场普遍的预期乐观，可先期购入债券，等待正式消息的发布;如果获得的数据较市场预期悲观，则提前卖出债券以控制风险。
一名曾从事过基金行业的人士也对记者表示，能提前拿到数据无论是对于券商还是研究员都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如果一家券商的研究报告总是能“猜对”宏观数据，就可以获得基金更多的“分仓”收入。
“跑部钱进”决非夸张。
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林姓高级研究员对记者透露，一些机构所聘请的经济学家，也担负着跑关系、拿数据等任务。
供求法则也适用于此。一名期货从业者就表示，他们甚至不需要知道具体数据，只要聊聊天知道关键官员最近在做什么，对某件事情什么看法，就能马上操作股指期货获利。和某些影星一样，某些金融部委干部的饭局也是有价码的，在饭局上只是谈谈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的个人看法，一些司局级官员每次就有五位数收入，可谓“一饭胜万金”。
北京市检察系统人士对记者表示，售卖国家机关文件的现象也并不少见，有时一份经济类文件能够卖到40万元到60万元。
文件经手人纷杂保密难
一个经济数据要涉及21个部门
上述两起案件的判决给更多的官员敲响了警钟。杜永胜表示，这反映了一些经济部门在重要的涉密经济数据保密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据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要涉及到21个部门，而且时间也拉得比较长，整个这个链条也非常长。
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一份金融部委普通的工作文件，其出炉的过程中会经过数道“眼线”。
首先，与该文件内容有关的，或者是拟推出该项制度的相关部门相关业务处室起草文件，并在业内进行小范围调研征求市场资深人士意见。
其次，相关业务处室制定了该制度文件的草稿，其他涉及该制度文件的处室相关人士会开会讨论该草稿，成文并呈部门主任等负责人会签。
最后，该部门呈交该部委的分管领导，重要文件要上党委会讨论决定，获准发布后经由办公厅等新闻宣传部门后期组织对外发布，同时信息中心等同步对外网发布，连机要打印室都需要协调一致速度。
这是较为顺畅的一份文件的出炉流程，但很多文件常常会几易其稿，部门之间会签也会多次流转，各部门相关经手人员不计其数，通常有大致登记但不会细到连送交文件的文秘姓名都要记录在案。
中广网北京10月24日消息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杜永胜，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李忠诚介绍重要涉密经济数据泄露案件查办情况，并答记者问，连线前往发布会采访的中央台记者孙莹
主持人：通报的是哪些重要涉密经济数据泄露案件?
记者：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李忠诚通报了原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室副主任、副处级干部孙振，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副主任、副处级干部伍超明泄漏涉密经济数据按进的查办情况。孙振任职期间2009年6月到2011年1月，违反保密法的规定先后多次将国家统计局尚未对外公布的涉切统计数据共计27项，包括GDP、CPI、PPI等重要宏观数据泄漏给证券行业的从业人员付某、张某等人。其中共有14项机密级国家秘密，13项为秘密级国家机密。近日北京西城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孙振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另一位伍超明是2010年1月到6月违反保密法的规定，将他在价格监察司区会分析行外专家咨询会上合法获悉的尚未对外正式公布的涉密统计数据25项，向证券行业人员泄漏共计224次，那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两人均未上诉。
主持人：还有哪些最新信息?
记者：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杜永胜表示，这两起案件反映了一些经济部门在涉密经济数据保密管理方面，比如说关于密集制定，知悉范围限定、紧密实行控制、涉密人员审查教育等问题方面都存在薄弱环节。今后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指导，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同时他也表示，欢迎群众举报，一经查实会给予奖励。
新华网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李菲 华春雨)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李忠诚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国家统计局干部孙振、中国人民银行干部伍超明泄露涉密经济数据案件查办情况。
李忠诚说，去年5月以来，国家宏观经济数据多次被泄露。有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依法履行职责，迅速查明了泄密经过。今年2月，在有关部门预先工作的基础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案件依法立案侦查，目前已立案侦查6件6人。
这6名犯罪嫌疑人中有一人是国家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室原副主任、副处级干部孙振，有1名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货币金融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副处级干部伍超明，另外4名犯罪嫌疑人均为证券行业从业人员，目前这六起案件已有两起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了有罪判决。有2起人民法院正在审理之中。另外2起人民检察院已经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起诉。
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分别依法判处被告人孙振、伍超明有期徒刑五年、有期徒刑六年，判决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
据介绍，重要经济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有具体的定密范围和定密依据，泄露以后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影响;经济秩序遭到了破坏;给经济运行带来危害。每一次经济数据泄露以后，股市发生异常波动，异常波动背后就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出现，所以维护及确保经济数据安全是经济部门和保密部门一项重要的职责。
国家保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杜永胜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有关部门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反映出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干部孙振、中国人民银行干部伍超明泄露涉密经济数据案件背后确实有利益驱动。
杜永胜表示，这些案件发生以后，国家保密局配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就涉密经济数据产生、使用、保管部门的具体保密措施做了严格规定。通知发出以后，各个部门在涉密经济数据保密管理方面做了认真改进。
同时，国家保密局组织了专项检查，对中国涉密经济数据产生、使用、保管的21个部门进行了专项的保密检查。“这项工作已经结束，及时发现了一些泄密隐患，堵塞了一些泄密漏洞，严肃查处了各种违规行为。”杜永胜说。
杜永胜表示，媒体预测中国重要经济数据的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重要经济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泄露后将会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危害。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指导，在制度建设、监督检查、宣传教育等方面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加强有关经济部门涉密经济数据保密管理工作。
两个“数据泄露案”的官员近日被判刑了。这个事其实老百姓早就知道了。去年5月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多次被泄露，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后来惊动了上层，于是一查才知道：国家统计局干部孙振泄露27项统计数据，中国人民银行干部伍超明泄露25项统计数据。如此泄密，造成了严重后果，如今他们分别被判刑5年和6年，另2件案件正在侦查过程中。真是罪有应得。
这个案件带给我们“教训”的难道只是“数据泄露案”问题?难道只是这些犯罪分子获得了经济利益而“数据泄露”，于是必须受到法律惩罚?
诚然，这起案件告诉我们当下防范数据泄密行为，已成为保密工作的一个重头。“严厉打击泄露经济数据的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国家保密局有关人士日前如此表示，我国将建立涉密经济数据专项督察制度，实行重点督察、专项检查。据介绍，国家保密局将会同组织人事部门制定专门规定，突出对接触、知悉涉密经济数据人员的政治条件和资格审查;进一步完善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查处涉嫌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协调机制，严厉打击泄露经济数据的违法犯罪活动。这显然是吸取了“数据泄露案”教训之后的“打算”。
但是，仅仅停留在这个“教训”上是不够的。这两个人泄密者被法律追究，被判刑，归根到底是触犯了保密法。倘若说这起案件对人们的警示作用，其“重在意义”，盖在于此——我们必须提高公民(包括公职人员)的保密法意识，严守保密法——泄密严重了是一种犯罪行为。
中国上上下下的人似乎也都明白一个道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民主法制建设稳步推进，保密管理的对象、领域、方式和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提高依法管理国家秘密的能力，增强全体公民保密法制观念、国家安全意识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但是，也似乎明白归明白，行动归行动。现实生活中泄密的事时有发生。比如，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所谓的小道消息，最后都被印证了“真有其事”。让人细想起来，其实就是一种泄密。现在窃取秘密的技术手段既现代化，又“个人化”，个人的作案可能性大大地提高。比如手机可以录音，可以拍照，可以传送。再则。金钱和色情的诱惑力较以前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保密工作的难度增大，保密的代价增大，同时，窃密、泄密后的利益所得也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保密工作自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所以，不仅仅有“数据泄露”(经济泄密)，而且还有政治泄密、军事泄密、人事泄密、文化泄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数据泄露案”官员法律处罚，当为了“惩一儆百”。
什么叫保密工作?它是指为达保密目的而采取一定手段和防范措施等。保密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家秘密安全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保密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密法制宣传教育是我国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
10月24日，国家保密局、最高检通报了国家统计局干部孙振、中国人民银行干部伍超明等泄露涉密经济数据案件查办情况，两人因多次向证券行业从业人员泄露涉密统计数据分别获刑。另据报道，我国宏观经济数据自去年5月以来屡遭泄露，目前检察机关已立案侦查6件6人。
对此，不少网民表示，经济数据频频“走光”，利益驱动是祸首。也有网民指出，数据频频泄密的根源在于经济金融生态圈的整体恶化，若想规范金融市场，必先严惩“内鬼”。还有不少网民直言经济数据保密管理中的漏洞，并建议治理泄密需有“重典”整顿之决心。
泄密背后是巨额利益
此前，路透社曾7次非常精准地“预测”中国经济数据，对此，有不少网民指出，政府部门“内鬼”泄露数据，其幕后黑手主要是券商等金融机构，提前操作让他们在不断恶化的经济金融生态圈中“受益匪浅”，而信息提供者所获报酬也是异常丰厚。
署名“蓝天不蓝”的微博指出，包括C PI在内的经济数据不仅直接关系到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而且是政府未来经济政策放松或紧缩的风向标，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这种“提前布局”的收益是巨大的。
网民“智多星”也指出，许多金融机构的所谓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充当“交际花”，拿数据甚至是他们的一项工作任务。通过讲座、恳谈会，甚至是饭局，这种“信息与钱的交易”“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个“良性互动”的利益链条也越来越庞大，越来越不可收拾。据说，在饭局上只是谈谈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的个人看法，一些司局级官员每次就有五位数收入，而若是售卖国家机关文件更是“收益颇丰”，有时一份经济类文件能够卖到40万至60万元。
保密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网民“我说了不算”指出，宏观经济数据大多由多个部门合成，传递的链条非常长，包括产生、分析、整理、形成以及最后的报送等环节，都会牵涉很多人，安全难以保证。加之很多文件常常会几易其稿，部门之间也会多次流转，其经手人员的登记流程与保密措施并未做足。另外，在中国，什么东西属于保密范围，界线往往模糊不清，这也是一个问题。
署名“舍得”的微博引用了国外保密环节的成功经验：美国发布“关键联邦经济指标的编制、公布和评价”，公布机关必须有一岗位用来提供该机关所有经济指标的公布时间表，该岗位任职人员的姓名、办公地址、电话号码必须提供给公众，在正式公布之前，公开数据库不应获得任何数据或估计。一旦公告材料准备完毕，有关机关须加以封存。
署名“白头翁”的微博也指出，宏观经济数据泄密反映出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在重要的涉密经济数据保密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关于涉密经济数据的密级确定问题，关于涉密经济数据的知悉范围限定问题，关于涉密经济数据的解密时间控制问题，还有知悉涉密经济数据人员的审查教育问题等。
需有“重典”整顿之决心
署名“倪金节”的博客指出，经济数据泄密不仅诱发金融市场波动，干扰市场公平竞争，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安全和统计部门权威性。随着数只“小鱼”落马，对于早就应重点整顿的数据泄密问题，政府开始有清理的迹象。但目前数据泄密问题 的 严 重 性 ， 绝 非 处 理 几 条“小鱼”所能震慑的。没有“重典”治泄密的决心，未来的“惊人预测”会不断出现。
署名“厉健律师”的微博指出，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最高量刑仅7年，违法所得不用没收、罚金无需缴纳，从立法、司法角度而言，如此轻微的犯罪成本，根本不足以有效打击该类犯罪。如果不通过刑法修正案提高量刑幅度，泄密之风将愈演愈烈。
有道是，为官之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菜根谭》里说得明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无所畏惧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可现实却是，“牛官”年年有，最近特别多。
三岁上小学
陕西延安出了个“3岁半上小学”的28岁副县长，引发坊间热议，当地官方否认该简历造假，称“经得起调查”、“任用符合规定”，但人们依然多持怀疑态度，认为“3岁半上学根本不可能”、“年纪轻轻能当上县长，一定有背景”。话说史书上有个叫甘罗的，12岁就拜相了，世人还迭声叫好，相较之下，3岁半上学、28岁当副县长什么的，根本就谈不上有多牛，为啥今人就是咬定其中有鬼呢?这是个问题。
拔苗能助长
重庆市外经贸委主任王毅日前称，要把重庆人的平均身高从1.7米多提高到1.8米、1.9米，且此事要纳入量化考核指标。这个牛大了，昔有拔苗助长，今有“拔人助高”。常识告诉我们，身高很大程度上由遗传基因决定，仅靠王主任的喝牛奶和加强体育锻炼两条路子，怕是实现不了那么大幅度的身高增长指标，个人倒是有一秘方可以轻松实现，直接把不足1.8米、1.9米的重庆人开除市籍就得了。
一饭胜万金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通报，国家统计局官员孙振和央行官员伍超明因泄露经济数据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和六年。两位官员的获刑，揭开了经济数据泄密背后惊人的利益链，原来跟女明星一样，我们很多官员的饭局也是有价码的，不过既不用卖笑也不用卖身，只要在饭局上谈谈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的个人看法，每次就能有五位数收入，可谓“一饭胜万金”，一份经济类文件更是能卖到40万元到60万元，女明星们还hold得住么？
路透社已7次精准“预测”中国经济数据，实际为政府工作人员泄密。目前针对泄密案已立案6起，2人获刑。央视揭露称，部分国内外证券机构与“国内部委”合作，提前获取经济数据，借此在金融市场获利。(10月25日央视)
市场经济体制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掌握第一手的经济数据，谁就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相反，其他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巨大的损失，甚至伤及国家利益。
路透社能够7次对中国的经济数据作出十分精准的“预测”，显然不是该社的“水平”有多高，而是中国的经济数据被人利用和操控了。
而事实上，经济数据被利用和操控的话题，并不是现在才出现。早在若干年前，针对一些国外媒体屡屡精准“预测”到中国的经济数据，就有媒体和专家认为，中国的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内鬼”。问题在于，它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不仅“泄密”的现象仍在发生，而且密度越来越高。这一点，从孙振和伍超明两明犯罪分子身上也可以得到验证。前者从2009年年6月至2011年1月期间，多次将尚未对外公布的涉密统计数据共计27项，泄露给证券行业的从业人员，这其中有14项为机密级国家秘密，13项为秘密级国家秘密。而后者从2010年1月至6月，将其在价格检测分析，行外专家咨询会上合法获悉的，尚未正式公布的涉密统计数据共25项，均为国家秘密级秘密，同样泄露给证券行业的从业人员达224次。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孙振和伍超明因为数据泄密而被绳之以法了。但是，个中的疑问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开。一者，孙、伍两人并没有直接把数据泄露给外国媒体，那么，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外国媒体，又是从何得到精准数据的呢?二者，如果外国媒体的数据是从孙、伍这条线上得到的，那么，又是谁向外国媒体泄露的呢?泄露者是否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呢?三者，如果外国媒体的数据不是从孙、伍这条线上获得的，那泄露者又是谁呢?
显然，孙、伍两人的行为，已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已结成了一条“利益链”。在这条“利益链”上，不仅有孙、伍这样的不法分子，还要频频得到泄密数据的证券机构和从业人员。因为，能够连续不断地“预测”到经济数据，不仅可以为与之利益相关的投资者牟取非法利益，从而让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公司的旗下，而且可以大大“提升”公司在同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从而获得更多的相关业务，获得更多的业务收入。那么，捆绑在这条“利益链”的机构和人员，是否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呢?
而另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是，孙振案从2009年起，就开始频频泄露经济数据了。可是，有关方面却表现得极为“淡定”，既没有采取切实有力的防范措施，更没有进行严厉的查处，而是束之高阁。要不是金融危机的发生，经济进入了敏感期，数据的泄密已对宏观经济决策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有关方面可能仍然“淡定自如”呢。如此的工作作风和工作责任，谁又能保证没有更多的孙振和伍超明出现呢?谁又能保证外国媒体不继续精准“预测”到中国的经济数据呢。
我们说，孙、伍两人已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解决。因为，从孙、伍两人的犯罪事实来看，他们似乎并不是外国媒体精准“预测”中国经济数据的唯一通道或主要通道，甚至可能只是“小鱼小虾”，更大的鱼可能并没有被“钓”上来。也正因为这样，切不可把经济数据泄密看作是某几个人的“个人行为”，更不要以为挖出几个“小鱼小虾”就万事大吉了。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数据泄密问题，不仅需要继续深挖“潜伏”在政府部门中的“大鱼大虾”，而且要进一步筑牢预防堤坝，并以更加严厉的法律手段，对犯罪绳之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