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龙进品是村里的第一个本科生，走出大山又走回来，在云南大理州南涧县的人民法庭任职17年。
中山村大岔路的两兄弟为了自家围墙和大门占地反目，公郎法庭庭长龙进品前往该村实地考察了解
在田间地头办案，条件只能因陋就简
带着国徽和条幅徒步去开庭是龙进品和沈武斌的工作常态
龙进品耐心倾听杨家老父亲的意见
“即使永远僻居乡野，亦无所谓。”这是龙进品在日记中的自勉。他是村里的第一个本科生，走出大山却又走了回来，在云南大理州南涧县的基层人民法庭任职17年。1993年至今，从马鹿田法庭到公郎法庭，同事们轮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他一直还在。乡村社会的真实司法需求到底是什么？制度设计与乡土需求之间的契合点究竟在哪里？“乡土法官”龙进品用他的身体力行给出了一种答案。
带着国徽去办案
天有些阴，远处的山头云雾缭绕，公郎法庭庭长龙进品还是决定下乡了。中山村大岔路的一桩相邻权纠纷3月4日立案，他早就想去勘察现场，只是近期工作太多，骤然降温后又接连下雨，无奈才推后到3月底。
山路太差，下雨天路况难料，就算不下雨，去大岔路的山路，法庭唯一的那辆现代索纳塔也走不了，这还是今年才配置下来的新车。龙进品只好打电话向法庭隔壁的公郎镇派出所借车，所里也只有一辆吉普，刚巧出警去了。等待警车回来的时间，龙进品和同事沈武斌已经整理好了办案所需的东西，除了装满法律文书的公文包，还有国徽和写着法庭名称的红色条幅，这是巡回法庭的基本仪式，根据他们的经验，如果勘察顺利、案情简单，双方又都比较好沟通，案子有可能现场调解或者判决。
“公郎像口锅，出门就爬坡。”俗语一点也没错。中山村大岔路是个彝族村寨，距离镇上只有十来公里，开车却要一个多小时，盘山而上的碎石“搓板路”只到中山村委会，接下来是仅容一辆车通行的泥土路，被碾压得沟壑万千，新近的几场雨还导致了部分路段的滑坡和塌方。沿路远眺，居民点散布山间，被梯田般的旱地、茶园和核桃林环绕，出了集镇上那一小片平坝区之后，公郎镇的乡村模样就显现出来了。
这桩相邻权纠纷是大岔路杨家两兄弟的官司，老二状告老三，认为老三家正在新砌的院墙侵占了自家的出入通道。
老二很发愁，他说家里原来的通道，3年前被邻居新修的平房挡住后就废弃了，这里有一桩他和邻居间的土地置换纠纷，村委会也做了工作，最后没能解决，他只好在院墙的另一侧开了个出入口，旁边就是弟弟家的院墙，过道本来就不宽敞，现在还被弟弟家的院墙翻新占了地。“两头受影响，什么都没有了。”老三很委屈，他说院墙早就有了，因为搞新农村建设，村里承诺给补偿款才搞翻新的。砌院墙的石头从河边捡来，运上山专门请人碎成片，一个工四五十块，用了两个工，动工前村长亲自来丈量过，位置原封不动。结果开工才半个月，就被哥哥告了，农历二月十二日那天他拿到法庭传票后正式停工，可哥哥家却开工了，“赶着在过道边修了那个新大门，故意的”。
法官的到来，引来了村民围观。两家的媳妇从争执变成对骂，互不相让，兄弟俩的老父亲坐在老三家停工的石堆上抽着烟，他跟老三一家三口同住，很看不惯老二新修的大门，说“门开在这个方向没道理，这是灾祸门，不能从这里走”。表面上是院墙引发的纠纷，其实是家庭积怨的大爆发，当年的分家问题、老人赡养问题、妯娌矛盾，全都冒了出来。龙进品的现场勘察和调查了解，就在这种热闹的局面下进行。两个多小时，其实核心内容翻来覆去只有那几句，但龙进品始终耐心倾听，注意调节现场气氛，避免双方出现过于火药味的争执。
现场调解显然是不可能了，但龙进品心里也有了底，这案子还是得调解，双方是兄弟又是邻居，矛盾没有解决就下判，不可能案结事了，反而隐患无穷。国徽和条幅没用上，但龙进品和沈武斌都不觉得是无功而返。“一个案子，反复跑上好几次才能调解很正常。”龙进品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审理的案件，主要就是那么几类，婚姻家庭纠纷、土地山林承包纠纷、相邻权纠纷和民间借贷纠纷，案情并不复杂，法律关系非常简单，复杂的是背后的人情世故。”他还觉得大岔路并不算远，“至少还有路，车能开上去，还有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要拿着国徽和条幅走进去，走几个小时也很正常”。这是龙进品17年来的工作常态，也是基层人民法庭诸多法官们必须面对和接受的现实，“马背上的法庭”不是久远的传说，而是一直都存在的真实乡土。
回到公郎镇
龙进品有一张黝黑的娃娃脸，眼镜又让他多了几分斯文书生气，当地老百姓习惯叫他“小龙”，一叫就是17年，他已经年届四十，成了云南省扎根基层法庭时间最长的大学生。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只有他一直还在。
公郎镇隶属南涧县，已经是大理州的最南端，与临沧的云县和凤庆接壤。镇上的古老格局，曾经是以主街为界，回汉相隔，回族聚居地方叫回营村。龙进品是村里的第一个本科生，1989年从大理民中考上西南民族大学法律系，
1993年毕业后回到原籍。他先分配在马鹿田法庭，距离南涧县城80多公里；一年后调到公郎法庭，依旧距离县城50多公里。
5间土木平房、1部手摇电话、3张办公桌、4把椅子、8张小凳，这是刚毕业的龙进品在马鹿田法庭能看到的全部，他还记得：“法庭的房子是好的，但围墙已经被山洪冲掉了一半，下雨天开庭的时候都提心吊胆。”1994年调到公郎法庭之后，办公场所还是借用农机站的平房，1995年才修建了新的办公楼。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和组成部分，设立基于“两便”原则，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以地区大小、人口多少、案件数量和经济发展状况等作为考虑因素。南涧县先后成立过3个人民法庭，即公郎法庭、马鹿田法庭和小湾东镇法庭，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公郎法庭。
马鹿田法庭设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分管沙乐、宝华和无量3个乡，修在公路边，那里刚好是两条路的岔路口，一条到景东，一条到临沧，但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距离3个乡都有几十里路。把法庭修建在这里，是基于一种位置判断，这里是交通要道，公路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旁边的小河也不存在水患风险。当年建法庭、修房子很简单，麻烦的是安装手摇电话，要从无量山上专门牵一条线下来，仅此一项就花费1万多块。预期中的发展一直没有到来，雨季的山洪反而先掏空了地基，法庭成了危楼。马鹿田法庭1997年撤销，当初旁边的四五户村民，现在也只增加到十来户。
小湾东镇法庭的设立，是因为西部大开发中的小湾电站项目，上万建筑工人进驻，带来另一种繁荣的契机，当地政府与电站共同出资，在那里修建了新的办公楼，把管辖此地的新民乡政府搬了过来，可是这里山势陡峭，并不适合居住，村民的生活和集贸中心并没有随之转移，还是原来的老集镇上。等到电站竣工，工人撤走，这里迅速冷清下来。2007年法庭修好，南涧县法院曾经任命了一个庭长，还没有赴任就调任大理州中院，此后也再没派驻法官，办公楼目前交由新民乡政府使用。
唯有公郎法庭，虽然1980年设立后仅1年就停止办公，但1988年恢复办公后，正常运转至今。公郎镇在无量山深处，镇上的主街曾经是大理到临沧的必经之路，可是上世纪80年代修建漫湾电站和大朝山电站，国道214改道无量乡马鹿田方向之后，公郎镇一度成为死角，原有的道路塌方失修，坐车从镇上到南涧县城都要八九个小时。龙进品上大学那年，从昆明到成都只用了1天，从镇上到昆明反倒用了2天。4年后他毕业，公郎镇闭塞依旧。交通条件的改善，意外地得益于近些年的两个项目，小湾东镇的电站建设和大理祥云到临沧的祥临公路。祥临公路穿山填土取直，再次途经公郎，现在开车从镇上到县城只要40多分钟，到昆明也就五六个小时。
作为南涧县目前唯一的人民法庭，公郎法庭的管辖区域包括公郎镇、小湾东镇和碧溪乡，辖区常住人口5.6万多人，世居彝、回、白、苗、布朗等14个少数民族，辖区面积540多平方公里。今年3月，龙进品到北京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优秀法官”的表彰，为了描述清楚他的工作难度，法院同事替他总结：“你一个人的管辖区域比北京的海淀区还要多几十平方公里，而且很多地方都不通车，只能靠走。”
困惑与坚守
“一种失去了自我的悲伤时时困扰着我，一种寻回自我的希望又时时激励着我。”这是1994年6月龙进品写下的自勉。这一年，他调回公郎法庭，同样是这一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那天，他父亲为了偿还供他念书欠下的高利贷，背井离乡进城打工。
龙家兄妹4人，两男两女，龙进品是长子，父亲龙云肖和母亲马月秀都是朴实农民，他们的能力只够供一个孩子继续念书，这是高小文化的龙云肖最大的遗憾。“不是我心偏，这4个娃娃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是我的4只眼睛，实在是家里太困难。”为了供龙进品念大学，龙云肖借了两三万元的高利贷，钱是一点点凑起来的，“4分利、6分利、8分利都有”。龙进品毕业前，龙云肖没有进城打工，家中老人还在，由他赡养，妻子一直体弱多病，剩下的几个孩子也小，实在走不开，除了务农，他也在附近做些小生意，买些小牛、小马，去置换肉牛，然后再卖掉，挣的都是走乡串户的辛苦钱。
往事久远，龙云肖的记忆只剩了片段：“我去临沧买牛，在深山老林里中了瘴气，病倒了半年。”“家里养的一头黄牛卖了600块，全部拿给他。”“家里还有一头水牛，我牵着牛去给人家打工，农忙那20多天，工钱30元一天，我可以挣出一家人的钱。那头水牛很好，我后来把它卖了，700块，买的人还多给了20块，说给我儿子上大学用。”再回忆这些，从清真寺做完礼拜出来的龙云肖语气平静，没有丝毫的苦大仇深，反而面带笑容念着别人的好。
利滚利的债务，一度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债主上门是常事。刚毕业的龙进品虽然也努力帮父亲还债，但他的工资实在是杯水车薪，他也只能看着父亲和弟弟背井离乡。龙云肖去的是昆明玉溪的砖窑厂，替人搬运窑砖，布满老茧的手上，又新添了许多烫伤，“一辆大东风车，4000块砖，两个人搬一两个小时，一车8块钱，一人4块”。这些苦他都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他离家半年后，父亲龙文才过世，自己没能守住身边。龙文才是公郎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的第一位主任，上世纪50年代清真寺遭遇火灾后的重建中他起了重要作用，在村里德高望重。
从1994到2000年，龙云肖在外打工整整6年，连过年都没有回来，只因为“过年更好找钱”。这也是龙进品相当困惑的6年，他自己也说：“直到2000年以后才想明白，心里安定下来。”显然，身为长子无法完全扛起养家职责的愧疚、法科学生与乡土法官之间的落差，都是困扰他的问题。龙云肖记得，毕业前龙进品已经在大理州上的律所实习过两次，“他也想过当律师，但是还没毕业，南涧县就直接去学校要人，希望他能回来”。他还记得，龙进品有过开办律所的想法，“在家里说起过，但家里没钱支持他”。
科班学生到乡土法官之间的落差摆在那里，基层法庭受理的案件，绝大部分都是民事纠纷，刑事自诉案极少，案情类似，法理简单。龙进品唯有自我勉励，就像他在1995年4月的日记中所写：“基层工作是枯燥的，但绝不能因此颓废，以自己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如果能够在基层工作而能克服巨大的心理落差，对工作充满激情，对文化不高的人以诚相待，对知识永远保持不倦之追求，定可有作为的，即便永远僻居乡野，亦无所谓！”
龙进品说起了早年间记忆深刻的一个案子。“一审判了，当事人上诉到大理中院，结果后来是按照自动撤诉处理的，材料转到我们这里，通知当事双方来取。我很奇怪，问他原因。他说自己从来没出过远门，到下关就糊涂了，开庭定在14点，等他赶到法院已经晚了，法庭的大门关着，他就回来了。”这个事情让龙进品很震撼，“本来这个案子的赔偿金没有多少钱，他为了上诉花的路费、住宿费倒是比赔偿金还多”。他由此反思，“这个案子虽然我没有办错，但如果我当时态度能够更好一些，工作再做仔细一些，多跟他谈谈，多向他说说判决的道理，他可能就不会走这段冤枉路了”。
“我们这里年纪大的老百姓，文化程度普遍都低，还有很多不识字，他们打官司，真的很不容易。”现实的家境，让龙进品逐渐对当地百姓的诉讼之难感同身受，他也有了最朴素的总结：“我是一名法官，我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让我的父老乡亲打官司时，不花冤枉钱，不跑冤枉路，不受冤枉气，不输冤枉理。我个人能力有限，或许不能够为他们撑起一片天，但可以给他们撑起一把伞。”
村寨深远，村民们自小就习惯了到镇上走三四个小时
龙云肖为了还清供儿子龙进品上学的借贷背井离乡打工6年
三月底正值农忙，麦子熟了，春茶也可以采摘了
乡土的规则
一个基层人民法庭的庭长到底是什么？现在的龙进品觉得，“就像这个地区的工会主席，生老病死，什么事情都要管”。这并不是他的自我设定，而是迫不得已的现实需求。纠纷调解和法庭判决之间，这些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状况，政策大方向的重心在哪里，哪里就是重点。从近20年的情况来看，因为法院的发展需要，判决占据主导，从村委会到司法所，各个层级调解纠纷的功能自然逐渐失效，原本是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庭，反而被推到第一位，成了社会的减压阀。重心的重新转变，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得到重视，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龙进品回忆：“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法庭是什么，现在他们知道法庭是个打官司的地方，但还是有很多人找到法庭来，其实并不是为了打官司，而是其他问题，比如村里的贫困补助分配问题，土地承包问题等等。”这些本来应该由村委会和政府解决的事情，和各种家庭邻里纠纷一起，都涌到了公郎法庭。为什么？村民的答案很简单：去找其他地方，事情经常被各个部门踢皮球；来找法庭，“至少态度好，法庭的同志会告诉我该怎么办”。龙进品只能感叹这是地方小的好处，“镇上的单位就这几家，一些事情打几个电话就能替他们问清楚”。
普法的环节，在镇司法所这一级，基本形同虚设。公郎镇司法所现任所长是杨有旺，54岁，当过村公所书记和南涧街道办书记，因为辖区内有人超生被一票否决，1999年调到沙乐司法所，2006年才调到公郎镇。据他了解，公郎镇之前没有司法所，只有一个挂靠在政府下的法律服务所，有营业执照，收费服务，总共有3个人，开了三四年，收费与服务严重脱节，镇政府最终下决心撤掉法律服务所，成立司法所，可是对口的业务工作，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杨有旺的办公室在乡政府里，大量时间其实都用在镇里的中心工作上，抓计生、抓烟叶、抓生产等等，“说是归司法局管，但镇里的工作，一样也没少”。
公郎法庭以前也差不多，镇上的中心工作一样也少不了。龙进品记得：“有一年，公郎镇推广一种新的插秧方法，叫‘双龙出海’，要先在地里拉绳子，很麻烦，公路边的一些农户不听，还是按老方法插秧，政府就组织人员去拔秧苗，法庭的人也要去。”龙进品很困惑，“这样的任务很多，可是法庭怎么能参与这些事情？我个人是很不认同的，只要可能我都申请值班，不去参与”。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才算是第一次给了基层人民法庭一个厘清身份的“尚方宝剑”，这个文件的第2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庭不得参与行政执法活动”。2005年最高院再次出台《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这次的表述变成“不得超越审判职责参与行政执法活动、地方经济事务和其他与审判无关的事务”。由此也可以看出，随着地方经济建设的新需要，基层人民法庭依旧处在与当地基层政府的微妙关系之中。
从村官到司法所干部，杨有旺曾经很疑惑。“司法所的很多纠纷，都是村里可以自己解决的，以前我们在村上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现在找到了一种解释，“以前，村干部是上面指定的，开展工作不怕得罪人，现在村民自治，选出来的都是自己人，反而抹不开面子，不敢得罪人，不敢办事情，村民当然就不愿意找他们了。”村民自治在基层的“四不像”变异，已经日见端倪，去年公郎镇搞村委会换届，三个大寨之间明争暗斗，两个寨达成联手协议，另一个寨获悉后就用反间计，放出风去要选其中一个寨的酗酒者，搞得联手的两个寨内讧。
初衷良好的制度设计，落实到基层却水土不服，在法院改革中也同样存在。龙进品这17年里，同样经历了一轮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从强调以法官为主导的调查，到强调公开庭审，法官坐堂问案。传统的审理民事案件的方式过于强调法院的职权，“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诉讼行为增加，人少案多的压力使得法院不堪重负，效率低下。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探索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真正以制度方式确立下来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近10年来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对举证制度、庭审方式及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规范。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次对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做了统一和较为全面的规定。
龙进品认同这种改革对于规范法庭审判程序和证据规则的价值，但也在实践中发现制度的“一刀切”有些问题，他回忆：“我先经历的是进村入户办案，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上面的新政策下来，公郎法庭也开始改革，结果效果非常差，老百姓非常不理解，觉得法官高高在上。山区的老百姓其实非常淳朴，如果你亲自去村里跑一趟，一些案子的效果完全不同，就算是输的一方，也会变得心存感激接受判决，如果不去，本来可以案结事了的都不行了。”
在城市里顺应潮流的制度设计，落到农村就未必，二元化结构下的城乡差异，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龙进品也觉得，“让大城市的法官用这种田间地头的方式办案就不现实也没必要，案件类型差别太大了”。可是在乡村，17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老百姓的法制观念并没有建立起来，他们对法律依旧不了解，读过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选择出去，留在原地的，其实还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那些人”。法律的乡土理解，并不是信任制度本身，而是信任一个人，从而信任他所代表的一切。就像现在的公郎镇，因为信任留在这里17年的“小龙”，所以当地的老百姓愿意信任法庭，信任法庭的调解和判决。17年间，龙进品承办案件1000多件，平均调撤率70%以上，零上访，零投诉。在“诉讼爆炸”成为诸多法院难题的时候，公郎法庭的案件却很稳定地保持在每年100件左右。其实，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纠纷，在萌芽的时候，已经被龙进品的各种努力化解了。
“乡土法官”的得与失
公郎镇上唯一的娱乐是桌球，响彻全镇的只有两种声音，学校的铃声和清真寺的诵经声，全都定时定点。每6天一次的“赶街天”是公郎镇最热闹的时候，四邻八乡的村民汇集到镇上，平时空荡荡的集市三角地人头攒动，主街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卡车，远处的村民结伴坐车而来，置办了东西之后再一起回去，镇上又恢复到往日的宁静。
龙进品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宁静里驻守了17年，他保持着南涧县法院最高的出勤率，除了下乡办案，几乎任何时候都能在法庭找到他。他把家安在法庭里，以前在老法庭，他和妻儿一家三口，20平方米。2010年7月，新法庭竣工，宿舍条件才有所改善，一个没有厨房的两居室，妻子龙丽美每天要在走廊上用电磁炉做饭。儿子龙飞扬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小书架上的书都年代久远，以前的教材、1999和2000年的《读书》和《随笔》，他都保留着。镇上没有书店，最近的书店在南涧县城。他的弟妹们都已经结婚成家，父母和弟弟、弟媳住在老宅里，离法庭走路不到10分钟，可他常常忙得连回去的时间都没有。
从地势最高的公郎清真寺看下去，发展中的新乡镇格局一目了然，回营村像龙家老宅那样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正在被砖混结构的新楼房所取代，现在时兴的是全落地的整面弧形玻璃窗，“那些新房密集的地方，当地人叫‘龙家堡’”。公郎镇马氏诊所的医生马继东说：“别看我们镇上只有2000多回民，但我们回民历来重视经商，村里的竞争意识很强，比家境、比子女谁更有出息，比谁的生意做得更大更有钱，平均每3家至少有一辆车。”
马继东家族几代行医，1990年从南涧中等卫生职业医士班毕业后回来开办诊所，比龙进品大4岁，两人同村，认识多年。“吹牛的时候，我也会取笑龙进品，说他没出息，大学生毕业回来，大案子不办，办这些婆婆妈妈的案子，其实就是随便说说。”马继东笑，“他真的很不容易，办案办得太细了，经常下乡，有时连我都看不下去。”马继东的诊所是公郎镇的某种集会和信息传播中心，他说：“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龙进品半句不好的话，用老人的话说，就是‘龙进品的墨线弹得比较准’。”
龙进品从2003年开始担任庭长，一个人带着两个书记员的基本格局持续了将近8年，2010年11月，陆续补充进来几个新人。按资历排，书记员皇凤祥和法官吴美敏都刚来几个月，助审沈武斌在这里两年，还有一位是月初刚刚从大理州中院下来锻炼的新人。每个人到来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很坦白地承认，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就顺其自然。
只有龙进品没想过离开，自从想明白了之后，他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委屈，崇拜他、爱他的妻子，乖巧的儿子，尊重信任他的村民们，这些就是他的财富。
另一种财富，应该就是在他的努力下，公郎镇慢慢形成的法律氛围。法官身份之外，他成了村民们的义务法律顾问，这种付出的回报很有些无心插柳的意思，好些在法庭打过官司的人，都跟他成了朋友，因为他耐心、态度好、有问必答、不厌其烦。这些人把亲历后学到的知识，用到了日常生活里，义务替亲友和村民们调解纠纷，而且从中获得乐趣。公郎镇政府的伙房师傅袁玉清、中山村牲畜改良中心站的兽医李国旺都是这样，他俩都是善于表达的人，听着他们绘声绘色地讲着乡土故事，间或冒出几句地道的法律用语，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自从龙进品获得各种表彰之后，他们的情绪变得有些矛盾：“希望龙庭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又不舍得他走，别的法官不是不好，只是他们几年就走了，只有龙庭长一直在这里，我们熟悉他，相信他。”
除了义务乡村调解员，还有开始以“法律人”自居的村民刘春吉。刘春吉今年33岁，他的父亲曾经是公郎小学的老师，一直帮不识字的村民代写书信，后来也代写诉状，1997年父亲去世后，村民还是找上门来，他就接替父亲，学习代写诉状。高中辍学是他的隐痛，他是长子，必须在父亲过世后扛起重担。他很感激龙进品给他的帮助，除了答疑解惑，龙进品还送了《中国常用法律大全》、《人民法庭实用手册》和《怎样写好法律文书》3本书给他。后来，刘春吉又从旧书摊上买了两本薄薄的小册子，《怎样打官司》和《如何行使婚姻自由权》。这5本就是他的全部参考书了。
公郎镇目前依旧没有律所，慕名来找刘春吉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在这份新鲜的兼职中找到了乐趣。“我愿意做这些，也喜欢做。这也可以给家庭增加一定的收入。”他越来越喜欢法律，也试图让自己变得更专业一些，下地干活的时候，都会带上一本法律书。他说：“孤单孤独的时候，我愿意以书为伴。”打电话约刘春吉的时候，他正在地里收麦子，时下正值农忙，晚饭后登门拜访，他已经西装革履地在等候我们，这是他定位为“法律人”之后的待客方式，“表达对他人的尊重”。这些改变，都让龙进品觉得快乐，他坚守的乡土，至少法律的种子已经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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