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日，邓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 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 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邓选2—296）这是邓对大跃进错误的看起来较为公正的说法。
但是，一方面，邓事后始终没有坚持“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而是造成了毛泽东一个人必须对“大跃进”中的失误负责这样一个极不实事求是的结果，面对这个荒诞无稽的结果。邓也没有公开承认过，事实上当时自已也是赞成的。
事实上大跃进是由周恩来提出部署的，毛泽东大力支持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的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颐年堂接待罗马尼亚客人。客人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颐年堂出来，向菊香书屋走去，他们边走边聊。
周恩来：“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的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毛泽东：“噢，大——跃——进？”
周恩来：“是的。《人民日报》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毛泽东：“嗯，这个题目好，拿来给我看看。”
周恩来找来报纸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这个提法很好。”随即拿起笔在上面作了批语：‘提法很好。’
周恩来回到住所，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宣部的陆定一、周扬。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周恩来为了落实大跃进的具体实施方案，曾经招集谭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谈，拟定文件上报中央获得通过。大跃进就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有关大跃进，是一个精心设计出来的通过否定“大跃进”从而否定毛泽东的陷井，虚伪地说了几句冠冕堂皇掩人耳目的漂亮话，假惺惺地慈悲为怀了－番！让毛泽东一个人承担了责任。
而其实造成了大跃进严重危害正是刘邓。在“大跃进”中，刘少奇是大刮“共产风”、大搞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人，刘少奇亲手培植的共产主义试点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刮“共产风”、大搞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事；负责宣传的邓小平是大吹大捧徐水经验、放射政治卫星的第一人！
1958 年9月，邓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时，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 社，并听取了三个省的农业情况的汇报。邓小平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 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还没有翻身。”（《人民日报》1958 年10月1日。）
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 ”，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又一重要事实！这篇社论是背着毛泽东发表的。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起了很坏的导向作用。社论要求在 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 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社论强调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鼓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鼓吹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它公然把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半句删去。
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吴冷西，说：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 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 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 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 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72页）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 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 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 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 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 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 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 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
1958 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 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 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 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 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 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 年第六期）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 计划一亩山药产120 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 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 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他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 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 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 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 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 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 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 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第 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由于刘少奇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 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 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 《人民公社所见》1958年10月 17日《人民日报》）
“1958 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也来到东方红社视察。……在多穗 高粱试验田里，东方红社副主任关景东和农业技术员关希顺向刘少奇介绍了多穗高粱的生长情况。刘少奇问：‘一亩地多少株？’关景东答道：‘8400株。’刘 少奇问：‘每株平均几个穗？’关景东说：平均4个，不到5个穗。接着问：‘晒干了之后，一个穗能打多少粮食？’回答说，2两半。刘少奇笑着说：‘那总可以 超过1万斤咯！’大家说：‘10000斤是有把握的！’刘少奇说：‘还可以想些办法争取15000斤嘛！’……刘少奇说：‘山东的谷子深翻5尺，施肥11 万斤，密植264000株，1亩地可产50000斤！’……。”（2008年9月5日《扬子晚报》）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 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 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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