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看大门近日，故宫失窃案告破，举国关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发生的第6次失窃案。曾于上世纪70年代在故宫警卫队工作过的维一先生出版《我在故宫看大门》一书，追忆了他从1976年7月起在故宫锡庆门担任警卫、值守国宝重地珍宝馆的故事。维一出生在上海，自幼居住在北京，本名黄其煦，也是诗人北岛、小说家阿城早年的游伴，在这二人的文章里，曾不止一次
讲述人维一：1949年上海出生，自幼居北京。北京四中初中肄业后，先赴内蒙古挑水种庄稼，再去云南砍树种橡胶。后回北京闭门读书，到故宫博物院看大门。“文革”结束，先在北京的研究所和科隆的大学读考古，后到哈佛大学及法兰克福大学访学。现居美国。
当警卫发制服“多快好省”
那天去故宫报到，进了神武门，进门靠左手一侧是一幢坐东朝西的大厢房，叫东大房，这里就是故宫警卫队的队部。神武门里的另一侧，与之相对的是一模一样的一幢厢房，坐西朝东，叫西大房。那里是警卫队的上级领导警保处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处长，副处长。
那天一同到警卫队报到的连我是三个人，一个姓刘，另一个姓贾。警卫队的田队长、刘副队长，文书老王和两个小队的队长与我们一一见过。田队长说，根据上级的决定，除了故宫四座大门的定岗和夜巡队之外，准备在外东路的锡庆门，也就是绘画馆和珍宝馆的入口处墙外再增设一处岗哨，为的是加强对珍宝馆的守护，只等锡庆门外的住房改建完成就开始建岗。田队长指定我为锡庆门新设的内岗小组成员，而小刘分在东华门，小贾分在神武门。
接着，田队长谈到待遇。他说警卫队的人员虽然还算不上是警察，但一切按公安系统规定行事。现在我们的工资是二十六块，转正后就算是公安十二级，也就是最低的一级，工资每月四十一块五。我早就听说，大学生毕业是五十六块，学徒工刚去是十八块，三年出师三十二块。这样比起来，我们当警卫的还真是多快好省。
田队长告诉我们，警卫队员还要发放统一的制服。他扯了扯自己身上的外衣道：“我这件就是。”我们听了连忙凑近细瞧，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与普通的外衣有何不同。田队长又补充说：“除了一年一套的单外衣，我们还两年发放一次棉衣、棉裤、棉帽、棉大衣……”他说到这里特意顿了一下，见我们还没反应，就更加重语气地大声说：“外加一双皮靴。”
后来知道，我们的制服是到城南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来的，灰色涤卡，上下四个兜，没有一点与众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是和警卫队的同僚们一样，终日穿着警卫队发放的制服，穿这件，洗那件；穿那件，洗这件，而且无冬立夏总穿着队里发的皮靴。
锡庆门垒墙
我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号到故宫警卫队上的头一天班。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而我之所以对这一天记得如此清楚，实在是生活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当年七月二十八号那场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我从上班的第二天起就在锡庆门外的那溜排房干了整整十天垒墙的活儿，直到地震发生。这是我顺着地震的日子倒推回去算出来的。
故宫博物院决定在锡庆门外增设一处岗哨，当然是为了珍宝馆的缘故。其实略微懂行的人都明白，故宫里头价值连城的宝贝绝不仅限于珍宝馆的东西，可故宫自开放以来的几次盗案全是瞄准珍宝馆。
既然在锡庆门设岗，就要有值夜班的警卫睡觉和执勤的屋子。到过故宫的人都知道，去珍宝馆参观要先在锡庆门外的“珍宝馆售票处”买票，然后进皇极门。可进到里面最先看见的并非珍宝馆，而是设在皇极殿和宁寿宫里的绘画馆。要穿过绘画馆，到了后身的养性殿和乐寿堂那组院落才是珍宝馆的所在。
自锡庆门以里，每天晚上闭馆之后都要封门，大锁上要贴封条，封条上要盖大印。除非十二分的理由，譬如发现有贼人入内盗宝，即便是警卫队也不可擅自入内，因此警卫队的岗哨就设在锡庆门的红墙之外。
锡庆门外墙这排坐东朝西的平房一共五间，珍宝馆的售票处占去了尽北头的两间，其中外屋一间售票，里屋一间有个蜂窝煤的火炉，供售票的两位大姐烧开水沏茶用。那个年月，别的福利谈不上，茶水却是一定要有的喝才成。当然，茶叶自备。
值班的口诀
真正开始锡庆门的站岗巡查之后，小队长给我宣讲了一番警卫队特殊的作息规律。胖子老王说，先只要记住夜里的排班就行，白班随着夜班的钟点算。这夜班有个警卫队传下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十二到三，脱了穿；三到六，忒难受”。不等我接他的话茬儿，老王就解释开了：六点到九点这一班最舒服，九点下了岗可以睡一整夜囫囵觉，所以叫“睡一宿”；九点到十二点这一班就差点儿了，得熬到半夜十二点才能睡，所以叫“睡一半儿”；十二点到三点这班，你不能熬到半夜十二点去接班，总得先脱衣服上床睡一会儿吧，可半夜十二点要起来接班，所以还得再穿衣服，就叫“脱了穿”。这都还凑合，顶不济的是三点到六点这一班，人最要紧的就是靠后半夜这几个钟头的觉，所以说是“忒难受”。
“锡庆门行走”
在进入故宫之前，1976年维一作为下乡知青回到北京。有了正式的户籍后，区政府先是介绍他到通县的一家无线电工厂，接着又分配到一家液化石油气站。“我对前者说离家太远，耽误不起那个工夫；对后者说搬煤气罐要的是一把力气，实在干不动”，维一说人家看他“不思进取”，就说现在有个看大门的差事，一天工作6个小时，四天休息一天，这总归可以了吧。维一打听了一下，这差事居然就在离家百步之遥的故宫博物院，于是喜出望外地答应了。
当时，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王世襄在故宫工作。有一次王世襄见他站岗巡查有模有样的架势，就戏赏了他一顶“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我听了赶紧对先生拱手道‘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其实还是很受用”，自此维一就再也不提“看宅门儿”之说了，见人径以“锡庆门行走”自许。如今几十年已经过去，维一早已离开故宫和故土，定居美国，可在朋友之间，“锡庆门行走”的封号却仍然和他如影随形。
见过故宫盗宝的贼人吗
凡是听说我曾经在故宫做过警卫的，不管是生人，还是朋友，给我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见过故宫盗宝的贼人吗？”
我不想吹牛，坦白地告诉他们：没有。
1949年之后，故宫共出过五次盗宝的案子，依次发生在1959年、1962年、1980年和1987年四年里，其中1980年接连两次，而五次全部都发生在珍宝馆。
从1976年到1978年，我在故宫警卫队当差共两年零三个月。值守的锡庆门正是监视珍宝馆的岗哨，要是碰上去珍宝馆盗宝的贼人，我本应该是首先撞见。不巧的是，在我前头有过两回，在我后头又有三回，而我却一回也没有赶上。赶虽说没赶上，可我见识过一回抓捕盗宝贼人的真实阵势，尽管那只是虚惊一场。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本当值后半夜的夜班，但那天吃过晚饭很早就回到锡庆门的驻地应卯，为的是听同组的老马聊聊他在故宫当警卫这二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
我们正说到打紧之处，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当班的小李一接，是值班室老孙打来的，说是警报器报警，乐寿堂里有动静。
虽说警卫队保护国宝义不容辞，但我们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连把防身的匕首都没有。如今大事临头，众人见着什么就抓什么，我顺手抄起门外热力管道施工留在房檐下面一根三尺多长的废铁管，算是多少壮了些胆，一面奋力抖擞起精神，一面心中暗忖：这多年难遇的故宫盗宝莫非偏偏就让我遇上了吗？
这时只见顺着东筒子过来三五个人，手中的电筒射出耀眼的光柱。凭声音听得出是我们一小队神武门的几个弟兄赶来增援，故宫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也紧跟在后面。
我夹在人群里，心里暗自嘀咕：这等强人敢到故宫盗宝，必是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若一旦冲到面前，定要争个鱼死网破，还真是不得不防。想到这里，口中的大呼小叫也就更加嘹亮。奉先殿和南三所平素在黑夜里从来听不到一点声响，这时却惹得藏在暗处的两群老鸹也倏地飞将起来，一边呱呱地聒噪，一边在半空中不停地盘旋。
我们在外面打围的众人等了约有个把时辰，正有些不耐烦，只见身先士卒冲到里面的人总算跨出了锡庆门，我们连忙上前打问。为首的值班室老孙手提电筒，肘弯里挎着一大串钥匙，悻悻地说：“他奶奶的，又是黄鼠狼叫春。我早就说过，这仪器也该换换了，它就分不出来人声和畜声！”
我听了很是好奇，旁边有见多识广的就说给我听：这五百年风水不动的故宫，不管什么动物生在这里全都成了精，就是叫春闹出的响动也大得多。我这才知道过去也出过这样的笑话，便长舒一口气，知道今晚总算有惊无险。
事后我猜想，当时警卫队的警报器大概并不高明，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声音探测器。当珍宝馆内响动的音量高于若干分贝以上，它就会自动触发报警装置，铃声大作，可它并不管到底是贼人盗宝，还是黄鼠狼叫春。
参加研究生考试
想都不敢想的事居然接二连三地到眼前来了。先是转正长了级，一个月四十一块五，接着政府又号召年轻人考学。起先我还舍不得故宫这块风水宝地，也舍不得警卫队这份闲差。田队长爱护下属，见我成天抱着书本瞧，没等我提，他就主动跟我说：“人都是想攀个高枝儿，这回你要是想报考大学，我并不拦你。”
也是拗不过朋友们的怂恿，决定打起精神放手一搏，参加了一场研究生考试。发了榜，居然就让研究所录取了。
走之前，田队长对我说：“离开学还有个三两个月，你先别忙着走。眼下故宫要办个‘外宾服务部’，缺个会说外国话的，你先去帮两天忙。我跟院里打了保票，到时候一准放你走。”我当然满口应承。第二天我便找“外宾服务部”的负责人老赵报到。
其实当初所谓的“外宾服务部”，无非是一小卖部，卖些当年国人并无兴趣的珠宝翠钻，文房四宝，还有就是故宫修复厂仿制的瓦当青铜，古董玉器。
日子过得飞快，我离开的时候，“外宾服务部”又多了养性斋和绛雪轩两间门脸儿。负责人老赵送给我一匹故宫修复厂自行仿制的三彩马，作为“协办洋务”的纪念。这件唐三彩至今我仍保存在京城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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